用智慧引領企業

2014-06-05 19:04:04 來源: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王亮

  前和王建輝就出版人的文化理想做過專談,獲悉由他主政的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公司很快將正式掛牌,即將迎來他事業的新階段,自然很想了解一下這個有文化理想的人,是如何引領一個40億元規模的出版企業?

  當我風塵仆仆地來到武漢南湖之濱,坐定之后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和將要成立的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有什么區別?”王建輝回答簡潔明了:“借一位中央領導的話來說,就是‘以前是思想上入黨,如今組織上也要入黨。’雖然以前也基本上是企業,但是新集團公司的成立標志我們的企業將走向完全市場化。”

  這話聽來簡單,但是這對整個湖北省的出版事業、對于湖北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的上萬名員工、對于他個人來說卻意味著巨大的變化――以后,湖北的出版業將大部分由企業支撐、湖北大部分出版社和新華書店的員工將徹底告別他們曾經珍視的事業單位編制、而王建輝也將完成他職業生涯中向企業家的徹底轉變。

  “組織上也要入黨”

  問:出版社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先頭部隊,已經在市場中拼殺多年,但是一提到徹底轉換為企業,對許多出版人來說還是有些恐懼,您覺得他們怕什么呢?

  答:首先我要說的是:轉企并不可怕。如果有人怕,無非是怕自己將面臨無法承受的職業壓力,或者自身利益丟失。對于此,我的理念是:涉及人的利益要充分考慮。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在企業中工作的人是大多數,出版人成為企業人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而且事實上多年來,我們長江出版集團基本上是企業化運作,現在徹底轉變身份也很自然,大家應該都能適應。當然這不代表我們在保障企業員工利益方面有絲毫的放松。恰恰相反,徹底成為了企業,員工的利益對企業才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員工利益決定著他們的安全感和對企業的歸屬感,進而決定著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所以我覺得,企業化以后大家的利益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大家也能更集中精力發展企業了。這樣企業壯大了,收入才能提高,才能有更多的力量體現員工的價值。

  問:出版企業無論怎么市場化,都還有意識形態屬性,這個會不會妨礙企業在市場中的發展和競爭呢?

  答:出版企業的改革是在國有獨資至少是國有控股的大前提下進行的,中國的出版業要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要為人民群眾服務,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要堅持黨的領導,這些都絲毫不能動搖。不管是轉企前還是轉企后,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出版,這一點沒有變。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在扶植文化出版企業時,會更多地按照市場方式進行。如新聞出版總署設立了國家出版基金,有關部門為農村書屋撥出專項資金,還有政府各種形式的購買服務。出版社在完成政策要求后,得到了價值體現與回報。可以看出,國家對于出版企業的政策也正在適應其企業化的進程,因此出版企業應該自覺完成其意識形態任務,這個不但不會影響企業發展,反而會讓企業實現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統一。

  問:經過這些年的企業化探索,您覺得出版企業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什么?

  答:我先給你一組數據和兩個典型,今年上半年,我們和民營資本合作的企業: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公司、湖北海豚出版公司都以兩位數在迅猛增長。這種發展背后是什么?是體制上的創新。像長江文藝北京公司,以前出了很多好書,而各項經濟指標在今年有了突破性進展,這是因為從去年開始,我們把北京公司的所有制形式進行了改革,公司員工持有公司的股份,提高了大家的工作積極性,而公司管理者作為職業經理人享受了更多的分配權。以前,聽到非公資本進入出版領域大家就相當緊張,現在看來,這些民營的職業經理人在把握政策方向和注重社會效益方面表現出很強的自律,由于我們對合資企業的財務狀況完全掌握,對選題策劃全面把關,使民營控股出版企業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因此我感到,真正實現市場化,實現“組織上入黨”,主動吸納非公經濟,全面推進和繼續深入所有制和分配機制變革,應該是今后我國出版業改革方向。

  “變火車頭為動車組”

  問:您覺得管理出版企業的關鍵在哪里?

  答:我一向堅持通過理念來引導企業發展。這些年,我每年都會提出幾個明確而簡潔的發展理念,如“一主三翼”、“三大板塊”、“兩期發展”、“內造體系,外做環境”、“主業突出,輔業強勁”等等,這些理念經過在集團上下的充分討論和交流,使之成為員工們在一段時期里的共同話題,進而形成共識,這些理念對引領大家工作具有很大的作用。按照現代企業管理理論,與員工形成精神上的契約,讓員工認同和追求企業設定的目標,是企業管理的很高境界。作為出版企業,共同的文化理念就顯得更加重要。

  就我個人來說,用理念引領企業或許可以說是我的強項。我做過編輯,做過出版社負責人,還當過出版局的副局長,現在是出版集團的總經理,可以說出版的各個環節和大的走勢,我都非常熟悉。而我又在學術領域做過相當的研究,這些經歷和知識積累使我善于從宏觀上思考問題,善于從戰略層面上制定企業發展目標、發現企業發展中的問題,調整思路。同時我對于微觀的把握也比較注意,能夠做到宏觀和微觀的結合,這些年小有成功的實踐更加完善了自己的管理理念,使之日趨成熟。總之,管理企業需要一種感覺,需要一種對商業和社會的敏感,這個是長期實踐鍛造而成的。

  問:我覺得您剛才說的涉及了如何做出版企業家的問題,您能就此多談一些嗎?

  答: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講,一個企業家必須有商業敏感,善于將問題從商業價值的角度去進行思考。比如我本人對數字很敏感,以前在做學術時就經常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現在我做企業就特別注重分析數據進而運用數據進行管理。所以,做企業是需要天分的,這個和其他藝術形式有共同點,沒有音樂細胞,再努力也是無法成為音樂家的。做企業要有“企業細胞”,這一點很重要。

  對出版文化體制改革來說,優秀的出版企業家至關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說,出版企業家是出版企業的符號。一個優秀的出版企業家必須具備智慧、勇氣和動力。首先是智慧,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要處事敏,察人明。二是要善于出金點子。三是要有發展企業的豐富想象力,這也是企業家智慧的內容。四是要能將絕妙主意商品化。其次是勇氣,要有勇于挑戰舊體制的改革勇氣,要有大膽嘗試的創新勇氣,要有堅持信念的勇氣,要有挑戰極限的冒險勇氣。動力有內在的,但我特別想說動力很大程度來自外部,一是要有必要的政策環境,給企業經營者、領導者創造施展身手的平臺。二是要建立科學的業績考核體系。

  問:企業家的動力和企業的發展動力是一致的嗎?

  答:企業的發展動力比企業家的動力更復雜。我們長江出版集團這幾年的發展很能說明企業動力的來源。從內部來說,每個員工都有實現自身職業追求的動力,關鍵是如何將這些力量統一到企業的發展上來,我們的做法是先從領導班子入手,讓管理團隊明確企業的思路和目標,老總們的商業頭腦發達了,才能帶動中層,才能給企業拿出現實可行的目標。而企業中層的動力既來自領導的任務,也有對部門的責任,動力是很強的。通過對基層員工的職業設計和分配激勵,也能使他們具體而直接地為企業目標努力。這樣企業的三級都有了動力,以前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我結合鐵路提速也作了一個比喻,叫“變火車頭為動車組”,就是讓企業的每個細胞都有一份自己的發展動力,這樣整個企業才能提速,也才能高速運轉。從外部來說,企業發展需要良好的政策環境,盡管目前國家對于文化出版產業有一些扶植政策,但是我們期待國家對文化出版的產業特征有更深入的了解,對肩負很大社會責任的文化出版產業給予更大的支持。

  “一壺開水”

  問:您覺得企業的發展速度和企業成功之間是什么關系?

  答:我曾經描述過“一壺開水”的理論,所謂一壺開水就是指企業的發展就像燒開水一樣,不可能一上來就是沸水,只有不斷加溫,逐步變化,最終才能沸騰,企業也必須循序漸進、自然而然,不能冒進,把企業發展的基礎性工作做好了,以后的成功就是必然的結果。

  問:這幾年企業經營的變化投射到您身上,您覺得自己有哪些變化?

  答:首先是思考問題基點的變化,現在是以企業本位為出發點。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把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建設成中國文化產業中成長性最強的企業之一,這個是我現在最關心、思考最多的事情。日后的歲月里,把這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了,目標不大也不小啊!第二點變化是如何堅持文化理想的問題。我是一個對文化、對出版責任看得很重的人,在徹底企業化的背景下,如何堅守精神家園?對于此,我感到企業的盈利能力提高和堅持文化理想,以后將變得更加緊密相連。為什么?因為出版企業歸根到底是文化企業,其產品是否有市場關鍵是看有沒有文化內涵。當然,這不僅是指高雅文化,學術文化,產品可能有多種組合,包括通俗的,大眾化的,但是它們同樣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內涵。如果說以前堅持文化理想主要不是為了盈利,那么現在堅持文化理想的意義更加深了一層,就是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要堅守文化理想。所以我說,企業化不是文化理想的終結,而是文化理想的新指向。

  問:出版界都知道您是一位學者型的企業家,那您覺得做學問和做企業對于您有哪些不同嗎?

  答:我是一個適應能力很強的人,從我的經歷中你也可以看到這點。現在我在做企業,但是我的學者本色和文化人的本色沒有大的改變,對學術的向住、關注和支持依然故我。如果說做企業和做學問有不同,我體會有這樣幾點可以對比一下:一是做學問可以自己把握,但是做企業很多東西難以把握,不可控的因素很多。二是做學問是個人行為,一個人就可以做,尤其是文科類專業,很多大學者都是特立獨行,自成一家。而做企業是團隊行為,必須懂得如何團結和帶領大家去實現目標。三是做學問是自由的,可多可少,可高可低,思想自由,具有獨立的人格。而做企業往往身不由己,會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制約,必須學會如何適應這些不利因素。四是做學問是書齋行為,而做企業是社會行為,做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承擔著對企業員工、對國有資產、對文化發展的眾多責任。五是做學問是形而上的,是抽象的,沒有明確的功利目的。而做企業是形而下的,是具體的,功利目標很明確。六是衡量標準不同,學術上的成功不一定要很多人認同,甚至可以由歷史去評價。而做企業是否成功卻很明確具體:是否盈利,是否具有競爭力,是否能不斷發展壯大。這是個人體驗,也算是百家中的一家吧,呂君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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