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長城與絲綢之路

2018-03-27 13:24:24 來源:黃海新聞網 責任編輯:黃海新聞網

  作者: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秦漢時期是中國長城史上的重要階段。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誼《過秦論》),是當時統一事業的重要主題。長城防線及鄰近地方時稱“北邊”,因與匈奴戰事的激烈與持久,為全社會所關注。長城營筑與長城防衛的直接作用是形成軍事意義的“藩籬”,但是長城又有促進交通和貿易的歷史效應。長城“關市”的繁榮成為游牧區與農耕區經貿往來的重要條件,河西長城的出現有保障絲綢之路暢通的意義,長城沿線形成東西文化交匯的高熱度地區,同時長城也是秦漢文化向西北方向擴張其影響的強輻射帶。

  

秦漢長城與絲綢之路

 

  甘肅境內漢長城遺址 李國民攝

  長城交通體系及秦長城的文化意義

  眾所周知,長城的阻隔作用是明確的。《史記·匈奴列傳》所謂“筑長城以拒胡”,《漢書·匈奴傳上》作“筑長城以距胡”。《漢書·陳勝項籍傳》引賈誼《過秦論》“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顏師古注:“言以長城捍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漢書》卷五一《賈山傳》“筑長城以為關塞”,也是同樣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長城又有促進交通建設、完備交通系統的作用。《史記·趙世家》說趙長城的營建致使“北地方從,代道大通”,就是例證之一。秦漢時期,長城沿線即“北邊”多次有高等級交通行為的記錄。如漢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左將軍上官桀巡行北邊(《漢書·昭帝紀》);新莽始建國三年(11年)“遣尚書大夫趙并使勞北邊”等。帝王親自巡行“北邊”的記載,也體現了“北邊道”較好的通行條件。《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東臨渤海,又“巡北邊,從上郡入”。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平臺,棺載車中,“從井陘抵九原”而后歸,說明這次出巡的既定路線是巡行北邊后由直道返回咸陽。漢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巡察了“北邊道”西段。同年,又北“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巡察了“北邊道”的東段及中段。此外,他還有多次巡行“北邊道”不同路段的舉動。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所說:“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可能說的就是跟隨漢武帝出行的經歷。

  居延漢簡中有“●開通道路毋有章處□”的簡文,又保留了“除道卒”身份的記載,其職任應當是筑路養路。甘谷漢簡記載,“北邊”居民應繳納“道橋錢”(張學正:《甘谷漢簡考釋》,《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頁),也反映出“北邊”交通建設受到重視。

  長城本身就構成一種軍事交通系統。上古城建規范,城墻上形成道路以便兵力集結調動,長城也是如此。《周禮·考工記》說,城有“環涂”,也就是環城之道。長城也有完善城防的傍城道路。《水經注·河水三》說:“芒于水西南徑白道南谷口。有長城在右,側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此所謂“白道”就是“側帶長城”,與長城構成軍事防務策應關系的道路。長城交通系統的道路有兩種形制,一種是與長城平行的道路,如“白道”。另一種是與長城交叉的道路。《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攻當路塞”,應當就指這種道路。《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記述周勃戰功,說其“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證明北邊長城防線有馳道溝通。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夏,“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顏師古注引劉攽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也涉及長城與內地的交通情況。這種道路最著名的,是自九原通達甘泉的秦始皇直道。

  在張騫之前,中原與西域乃至中亞地方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左傳·昭公十二年》寫道周穆王“周行天下”。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和《趙世家》中,也記述了造父為周穆王駕車西行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的故事。造父是秦人的先祖。在阿爾泰地區發現的公元前5世紀的貴族墓巴澤雷克5號墓中出土了有鳳凰圖案的來自中國的刺繡。在這一地區公元前4世紀至前3世紀的墓葬中,還出土了有典型關中文化風格的秦式銅鏡。從中可見秦文化對西北方地區的早期影響。漢代北方和西北方向國家與部族稱中原人為“秦人”,反映了秦經營西北聯絡各族形成的長久歷史影響。新疆拜城發現的《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關城誦》作為文物實證告知我們,至東漢時期,西域地方依然“謂中國人為‘秦人’”。《史記·蒙恬列傳》記載:“(秦始皇)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秦王朝的長城經營,使得長城以外的“戎狄”通過這一建筑實體認識了“秦人”的文化,并保持了長久的歷史記憶。

  “關市”發展與“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

  有明確資料可以說明,漢代北部邊疆的“關市”自漢文帝時期已經開始發揮加強經濟交流,促進民族往來的作用。自漢武帝時期起,北邊“關市”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新的發展。《史記·匈奴列傳》指出漢武帝時期漢與匈奴曾經保持和平關系:“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而進入戰爭狀態之后,“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對“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張守節《正義》引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而《漢書·匈奴傳上》的同樣內容,顏師古注的說法可能更為準確:“以關市中其意。”賈誼《新書·匈奴》有借“關市”在經濟上吸引匈奴、控制匈奴的設計:“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于長城下矣。”當時“關市”對匈奴人的吸引,確實有使得“胡人著于長城下”的效果。

  《史記·匈奴列傳》還記載:“自馬邑軍后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應當看到,匈奴“攻當路塞”和漢軍“擊胡關市下”,其實都意味著對“關市”的直接破壞,也都是利用了“關市”能夠吸引各民族聚集的經濟作用。匈奴雖然是草原游牧民族,但是也受到中原生活方式的影響。“匈奴好漢繒絮”(《史記·匈奴列傳》)即表現之一。漢與匈奴間直接的絲綢貿易,如《太平御覽》引《鹽鐵論》所謂“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主要是通過“關市”實現的。漢使遠行,“賂遺贈送,萬里相奉”(《漢書·西域傳下》),絲綢是當時所奉送的最重要物資。迎合匈奴“好漢繒絮”的需求,漢朝提出了通過提供相關物資以求邊境安定的策略。從漢高祖時期開始,就有“歲奉”“絮繒”事。《漢書·匈奴傳下》記載,匈奴單于來朝,漢王朝大量賜以“衣被”“錦帛”: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甘露三年,“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漢宣帝黃龍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成、哀時期,這種“禮賜”的數量又大為增益。漢哀帝時一次“賜”“遺”匈奴織品就相當于漢文帝時代的375倍。

  這種絲綢輸出,是通過長城“當路塞”而外運的。匈奴得到超出消費所需要的“錦繡繒帛”和“絮”,當然可以利用草原交通的便利及自身富于機動性的交通優勢通過轉輸交易的方式獲取更大利益。林幹《匈奴通史》寫道:“匈奴族十分重視與漢族互通關市。除漢族外,匈奴與羌族經常發生商業交換;對烏桓族和西域各族也發生過交換。”“并通過西域,間接和希臘人及其他西方各族人民發生交換。”絲綢由此通道西運的最初路段,就是長城交通帶。漢墓壁畫中關于運輸活動的畫面可以說明,當時北邊經濟的繁榮是以“北邊道”的交通效能為條件的,而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北邊”交通的發展。

  絲綢之路促進的物資流通,不僅有絲綢向西的輸出,也有與此反方向的由西向東輸送的草原民族提供的物產。《鹽鐵論·力耕》已經描述了這一情形:“……騾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而所謂“騾驢馲駞,銜尾入塞”,正反映出西方“奇畜”通過長城大規模進入漢地,成為重要的生產、交通工具的情形。

  自西漢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躍于“北邊”的史實記錄。如陳連慶所說,“在中西交通開通之后,西域賈胡迅即登場”(陳連慶:《漢唐之際的西域賈胡》,《中國古代史研究:陳連慶教授學術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后漢書·西域傳》寫道,“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于是形成了“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局面。不少西域使團夾雜著“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者(《漢書·西域傳上》),長安的“西域賈胡”(《太平御覽》卷二六四引《東觀漢記》),洛陽的“西域賈胡”(《后漢書·梁冀傳》)都有在社會生活中頗為活躍的記錄,通過“塞下”而東來,是他們商業生涯的重要經歷。

  長城是絲綢之路暢通的重要保障

  據《后漢書·鮮卑傳》記載,蔡邕曾上書:“秦筑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文中指出了長城“別”“異”層面的隔絕作用。《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霍去病的河西大捷,打破了這一格局,并由此實現了隔絕“胡”“羌”的戰略優勢。《史記·匈奴列傳》所謂:“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書·地理志下》也指出:“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河西長城的經營,對敵方的通路務求“隔絕”,對“以通西域”的“漢道”,則力保通達。在絲綢之路的許多路段,長城起到了保障道路安全暢通的作用,河西地區尤為典型。

  從居延漢簡的相關材料看,當地烽燧等許多防衛建筑確實都很靠近交通要道。由簡文所見“通道廄”“臨道亭”“道上亭”“道上亭驛”“道上塞”“道上燧”“當道田舍”等字樣,可知長城烽燧障塞及軍屯據點,保護著“道”,即“漢道”。據《后漢書·西域傳》論曰,當時長城一線,“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是漢代“立功西遐,羈服外域”,實現“兵威”“肅服”的基本策略。絲綢之路就是在這樣的軍事背景下實現了溝通東西文化的效用。

  《史記·大宛列傳》描述了臨近絲綢之路干道的一些國家阻礙交通的情形:“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漢書·張騫傳》也有相同記載,顏師古注:“空即孔也。”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雜志》“孔道”條提出“‘孔道’猶言大道”的說法。地灣漢簡中發現了一條“當空道便處稟食”的簡文,行文方式與《史記·大宛列傳》及《漢書·張騫傳》“當空道”完全相同,印證了河西長城軍事設置與絲綢之路的這種“當”“大道”的空間位置關系,長城保護“漢道”“大道”,是絲綢之路暢通的重要保障的意義可見一斑。

  漢代絲綢西輸的復雜路徑與方式,是絲綢之路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我們看到《史記》記載漢朝往西域使團成員有“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的情形,即以作為國家禮品的絲綢為贓物的貪污犯罪。又說:“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史記·大宛列傳》)敦煌漢簡中有關于“出牛車轉絹如牒毋失期”(1383)的記錄,可知河西地區織品運輸比較頻繁。考古資料表明,河西邊塞軍士私人擁有的絲綢數量異常豐富。甘肅考古學者在總結敦煌西部漢代長城烽燧遺址出土實物時,列言“生產工具、兵器、絲綢……”(岳邦湖:《絲綢之路與漢塞烽燧》,《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絲綢位居第三。據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的考察,許多漢代烽燧遺址發現織品遺存。如烽燧A6與漢代封泥、木簡同出有“敞開的、織造精美的覆蓋有黑色膠質的絲織品殘片;絲質纖維填料;細股的紅麻線”等文物。臺地地區“地點1”標號為P.398的遺存,發現“(天然)褐色、黃色、深紅色、深藍色、淺藍色、深綠色、淺綠色”的“絲綢殘片”。金關遺址A32“地點A”發現“有朱紅色陰影的鮮紅絲綢殘片”,“地點B”發現“玫瑰紅、天然褐色絲綢和絲綢填料殘片”。地灣遺址A33“地點4”發現的絲綢殘片,色彩包括“褐色、淺紅色、深紅色、綠黃棕色、黃綠色和黃色”,“地點6”發現的絲綢殘片中,“第2件和第19件保留了完整的寬度,其寬分別為45厘米和40厘米。”(《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察團中國西部諸省科學考察報告考古類第8和第9》,學苑出版社2014年版)這一尺寸符合《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關于“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的規格,可能是成匹的衣料的遺存。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紡織品140件,其中絲織品114件。“品種有錦、羅、紗、絹等”。所謂“綠地云氣菱紋錦”,“以綠色作地,黃色為花,藍色勾遞,基本紋樣為云氣和菱形幾何圖案”,“織錦的工藝技術要求是相當高的”。“馬圈灣出土的四經絞羅,是一個不多見的品種,其經緯纖度極細……”,“輕薄柔美,是少見的精品”。“黃色實地花紗”1件,“是目前我國所見最早的實地花紗,在絲綢紡織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出土絹92件,研究者分析了其中61件標本,“其特點是經緯一般均不加拈,織物平挺、緊密,色彩豐富、絢麗”。顏色更是達到了25種(《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版),這些織品的色彩和質料,都達到很高的等級。

  按照漢代的禮俗制度,色彩的使用依身份尊卑有所不同。如《續漢書·輿服志下》規定,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采”“四采”至所謂“緗縹”,有明確的等級差別。“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而“賈人,緗縹而已”,緗縹很有可能就是不加漂染的原色織品。在這樣的服飾文化背景下,河西邊塞遺址發現的織品之色彩紛雜絢麗,如果只作為普通軍人自身穿用,顯然是不好理解的。參考河西漢簡所反映的“士卒貰賣衣財物”現象,很可能是這些長城邊防軍人以家鄉出產的織品,輾轉出賣,間接參與了絲綢對外貿易。

  《光明日報》( 2018年03月26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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